作者：

曹慧、赵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

本文刊发于《农业技术经济》2019年第5期；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并根据全文内容进行整理。

 

内容提要：农户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是治理农业污染、改善耕地质量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视角，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同时甄别了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正人口效应和负收入效应，其中，正人口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多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下，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人口效应逐渐减弱；负收入效应被显著抑制。而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人口效应得到一定抑制；负收入效应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关键词：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农户非农就业；耕地保护认知；劳动节约型；劳动密集型

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发展道路是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形式严峻。协调农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明确指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动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发展。这些政策旨在推动亲环境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现实中多种亲环境农业技术已经得到推广或应用，但是农户的采纳积极性和采纳比例仍然较低。随着城乡二元体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为追求美好生活，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拼。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及农业经营方式必然造成影响。有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就越小；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一般更有经济实力去尝试新技术并承担亲环境农业技术采用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在农户依靠农业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中，其对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不到位，农户难以突破常规化农业的发展定式，相关亲环境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实施效果欠佳。农户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又是亲环境农业技术采纳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技术的传播、采用及其应用效果最终取决于农户是否采用技术及如何采用技术。因此，深入剖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机理，成为引导亲环境农业技术有效供给、加快实现农业向提质增效转变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保证我国长期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在眉睫的课题。纵观现有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４类：

一是重点分析农户特征、家庭及资源禀赋等个体特征；

二是侧重从技术特征因素出发，主要包括技术属性的差异、不同技术采用的关联效应以及农户对技术需求、推广和学习等的限制；

三是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主要包括社会资本、人际信任、非正式制度约束、政府补贴等因素；

四是主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等理论，从认知和情感两类心理因素切入分析农户的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

已有研究在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忽视从农村劳动力变化的动态演化视角分析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问题。农业技术选择行为是对关键经济变量变动的一种内生反应，必然受农户非农就业造成的劳动和物质资源变化的影响。

二是较少探究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作用机理。亲环境农业技术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性和收益不确定性等特点，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程度不同，其对政策的行为响应即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必然不同。

三是鲜有文献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进行深入探讨。

 

农户非农就业状况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不同，其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必然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河南、宁夏、山东3省产粮大县的农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作用机理及其调节机制，同时甄别对不同类型农户的作用差异，以期为引导、规范和优化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政策提供经验依据。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6年10月、11月和2017年8月分别对河南、宁夏和山东产粮大县粮食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河南样本县(市)为滑县，涉及5个乡镇35个村473户农户；宁夏样本县(市)为青铜峡市，涉及7个乡镇23村400户农户；山东样本县(市)为齐河县、聊城东昌府区、邹平县，其中齐河县涉及 ４ 个乡镇24个村205户农户，聊城东昌府区涉及6个乡镇29个村190户农户，邹平县涉及3个乡镇13个村154户农户。 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情况、经营情况、作物种植情况以及耕地利用和保护情况等相关内容。调研共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的有效问卷为1422份，有效率为94.8％。

 

（二）变量选择与说明

1.因变量

本研究中模型的因变量包括农户是否秸秆还田和是否使用农家肥。在农户粮食生产经营问卷中设计了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相关问题，包括“在粮食作物耕种过程中是否施用了农家肥、有没有进行秸秆还田、同一块土地上作物有没有轮换种植、有无整理耕地的田埂和沟渠、是否使用节水技术、是否进行病虫害综合治理”等。施用农家肥需要农户额外投工投劳，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相对而言，秸秆还田在样本地区基本是通过大型农机在收割同时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农户只需要购买相应服务即可，因此属于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 由于是否使用节水技术、是否进行病虫害综合治理等亲环境技术存在地区差异较大，难以统一考察。因此，本文将施用农家肥和秸秆还田分别作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代表，对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行为进行分析。

2.主要自变量

考虑到既分析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收入非农化对农户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又研究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作用下，农户如何通过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收入非农化对不同类型的亲环境农业技术做出行为响应，由此，研究中模型的主要自变量为非农劳动力占比、非农收入占比、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其中，非农劳动力占比参照钱忠好等(2016)通过家庭标准化非农就业人数∗占家庭劳动力比重来表征。非农收入占比，通过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表征。耕地保护政策认知，通过农户对耕地保护基本政策的了解程度来表征，选项为“１＝非常不了解，２＝比较不了解，３＝一般，４＝比较了解，５＝非常了解”。

3.其余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耕地特征、村庄特征。 农户特征变量选取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变量选取亲戚中是否有村干部、手机中联系人数量、是否养殖；农地特征变量选取耕地经营规模、地块数；村庄特征变量选取村庄位置、村庄交通状况。本文也控制了省份的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参见表１。

（三）模型选择与说明

为了考察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收入非农化对农户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１)式识别了两组基本模型，第一组模型中，Ｙ_ｉ 表示第 ｉ 户农户是否进行秸秆还田，Ｘ_１ｉ、Ｘ_２ｉ和 Ｚ_ｉ分别表示第 ｉ 户农户的非农劳动力占比、非农收入占比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变量，Ｄ_ｎｉ则表示第 ｉ 户农户的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耕地特征、村庄特征和区域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ａ_０为常数项，ａ_１ 、ａ_２ 、ａ_３ 、ａ_４ｎ为待估计系数，ε_ｉ为误差项；第二组模型中，Ｙ_ｉ表示第 ｉ 户农户是否施用农家肥，其余变量定义与第一组模型中一致。

上述模型中，因变量都是0－１赋值，为非连续的二分变量，较常用的方法是运用Probit 和Logit等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两种方法在估计结果方面并无明显差异。两种回归模型的区别在于采用的分布函数不同，Probit模型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而Logit模型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本文选择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也利用Logit模型做稳定性检验。

其次，为考察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收入非农化作用的调节效应，文章也识别了引入“非农劳动力占比×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和“非农收入占比×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变量的模型。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２) 式也识别了两组基本模型，第一组模型中，Ｘ_１ｉＺ_ｉ 和 Ｘ_２ｉＺ_ｉ表示交互项，其余变量定义与式(１)中第一组模型一致。第二组模型的因变量对应于式(１)中第二组模型，其余变量定义与式(１)中第一组模型的界定一致。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分别对两个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非农就业对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

表２汇报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劳动力占比对秸秆还田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农家肥施用具有负向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的增加，农户增加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产生劳动力非农就业正的人口效应；相反，农户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产生劳动力非农就业负的人口效应，进而验证了假说Ｈ1。这一研究结果细化了展进涛等(2009)的“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就越小”的笼统结论。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劳动力占比对农户农家肥施用的人口效应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在样本农户施用农家肥这一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上并没有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从调研的统计情况来看，目前农家肥的施用与否很大程度上受其来源限制。 绝大多数未施用农家肥的样本农户表示，除了因其费时费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农家肥的来源。 从表2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养殖显著增加了农户农家肥的施用概率。从非农收入占比看，随着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农户对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概率均显著减少，即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两种类型的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产生了负的收入效应，进而验证了假说Ｈ２。如理论所述，农户非农收入占比的增加，会促进农业边缘化发展，降低农业生产的重要度，从而显著抑制农户的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积极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非农就业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的异质性影响，根据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大于等于均值，将样本农户分为多劳动力组和少劳动力组，同时根据家庭年收入是否大于等于均值，将样本农户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回归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不同劳动力禀赋的农户中，非农劳动力占比仅对少劳动力组农户的秸秆还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农收入占比对多劳动力组农户的秸秆环节以及少劳动力组农户农家肥施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含义为:对于家庭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户，非农就业的人口效应不再是其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关键约束，而收入效应则成为影响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关键，尤其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发挥显著影响。对于家庭劳动力资源紧缺的农户，非农就业的人口效应仅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效应则仅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影响显著。不同收入的农户中，非农劳动力占比对高收入组农户和低收入组农户的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影响不显著；非农收入占比对高收入组农户的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以及低收入组农户的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含义为:对于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非农就业的人口效应和收入效应均是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关键约束，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关键约束仅为非农就业的人口效应。 对于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非农就业的人口效应是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显著约束，而非农就业的收入效应是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显著约束。

(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

表２的结果也表明，农户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对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概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如理论分析所述，随着农户对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度的提高，农户更容易获得正确且充分的耕地保护和亲环境农业技术信息，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户亲环境意识的形成，显著促进了农户对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进而验证了假说H3。值得注意的是，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与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相互作用造成的。

同时，由表３可以看出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不同劳动力禀赋的农户中，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仅对多劳动力组农户的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以及少劳动力组农户的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家庭劳动力丰富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其选择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而对于家庭劳动力紧缺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其选择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不同收入的农户中，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仅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相对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而言，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提升更能稳健地促进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

(三)耕地保护政策认知调节效应的分析

表４汇报了引入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交互项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中，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与非农劳动力占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与非农收入占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中，耕地保护政策与非农劳动力占比和非农收入占比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这表明，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提升不仅会显著削弱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的收入效应，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的人口效应。但是，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作用中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假说H4部分得到证实。

表5报告了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中，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从表5可以看出，在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中，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非农就业正人口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生在多劳动力组，而对非农就业负收入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生在低收入组。随着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提升，家庭劳动力丰富的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正人口效应将被弱化，而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负收入效应将被显著抑制。在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中，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非农就业负人口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生在少劳动力组和低收入组，而对非农就业负收入效应在各分组中均未表现出明显的调节作用。随着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提升，家庭劳动力紧缺的农户和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其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负人口效应均将被显著抑制。这表明，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趋势影响下，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对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发挥较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河南、宁夏和山东3省产粮大县142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同时甄别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影响的差异。 研究表明：

（1）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具有正人口效应，突出体现在劳动力紧缺的农户中；而其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具有负人口效应，但不显著。

（2）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均具有负收入效应，突出体现在收入较高的农户中。同时，非农就业对劳动力丰富农户的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以及劳动力紧缺农户的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收入效应均非常显著。

（3）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尤其体现在劳动力丰富农户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劳动力紧缺农户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以及收入较低农户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中

（4）通过引入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作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作用的调节变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人口效应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效应下逐渐减弱，尤其体现在劳动力丰富农户中；同时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收入效应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效应下得到显著抑制，尤其体现在收入较低农户中。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人口效应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效应下得到一定抑制，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紧缺的农户和收入较低的农户中；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收入效应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农户在耕地保护中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实施逻辑及其内涵具有科学意义，也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和亲环境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农户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是农户基于农业劳动机会成本做出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当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收益超过农地经营收益且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时，选择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带来的预期收益难以超过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家庭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必然选择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当然，从行为响应看，农户很可能通过转出农地或抛荒来响应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较收益，以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

根据上述结论，为了更好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进行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大其技术培训力度，促使农户方便、快捷地采用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第二，完善要素市场构建，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和交通等，打破农家肥等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现存的供给限制，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自我实现，促进农户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采用；第三，加强耕地保护基本政策宣传，提高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度，进而提升其亲环境意识和保护耕地的责任心，激励其在农业生产中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