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经济》推荐文章|劳动分工视角下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异质性与成因
刘家成 钟甫宁 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一、引 言
近年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因其在缓解劳动力不足、获取环节生产规模经济、改善劳动者健康福利等方面满足了现实需要而整体上呈快速发展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生产不同环节外包发展水平却出现极大差异。在当前不断强调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要实现全程机械化的政策目标下，难免会对政策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政策目标将来的实现能力 所疑惑，为何有的环节生产外包很普遍，而有的环节生产外包却一直难以发展? 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行为机制到底如何?
目前关于环节外包的大部分文献都集中于外包服务的优势分析及效率测算。虽然少数学者从家庭资源禀赋的视角对环节外包的先后顺序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外包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再到全环节外包，是推进农业生产环节规模经营的一般路径，但文献并未对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另外，也有部分文献对农户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此类研究难以构成不同环节外包水平差异的解释。对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形成机制以及不同环节外包水平差异的原因还需更加合理的理论补充。
从劳动分工视角审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丰富农户不同环节外包行为异质性的理解。虽然古典、新古典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农业生产因受农作物生命节律的限制而难以实现深度的专业化分工，但随着社会化服务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装备技术的改进、劳动替代与考核手段的创新等相关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分工空间逐渐深化。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凸显，农业兼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小农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业劳动力不足、公共基础设施老化且供不应求，农民市场地位弱势等问题凸显，农业生产劳动分工深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传统家庭各自决策各自生产的小农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当农户完全放弃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非农就业，将土地流转给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大户或者组织时，体现的是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完全专业化分工；而当农户仍然掌握生产经营权、承包权，只是将部分环节的劳动过程转移给专门的组织或个人时，就出现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这体现的是农业生产环节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在当前非农就业机会并不稳定，发展完全的农与非农专业化分工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环节外包因其不改变土地经营权和承包权，不改变土地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保障两大功能的特征有效地满足了现实的需要，从而被各界广为接受和推崇。
环节外包作为农业生产内部劳动分工深化的体现，虽然同时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不同环节生产特征和技术条件迥异，各环节能否最终实现专业化生产由供求双方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从供给方看，生产规模是否足够大、能否获取有效的规模经济可能是决定外包服务供给的主要原因。而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农户最终是否购买外包服务取决于购买外包服务能否带来正的净收益值。 购买外包服务净收益一方面取决于参与农业劳动的家庭劳动力单位时间的非农就业报酬或者单位时间闲暇的效用，以及购买外包服务能够节约的劳动总量；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外包服务购买的资金成本。而购买外包服务所能节约的劳动总量和外包服务购买成本都与供求双方同一环节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大小有关。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其作用程度又如何? 本文在构建农户生产环节外包成本收益模型的基础上，利用8个省25 个县 1213 个家庭农业生产相关情况的调研数据进行检验，以期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异质性给出一个不同视角的解释。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假设供给方的劳动生产率为 vs（亩/ 小时）、农户自己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为 vd（亩/ 小时），且假设 vs≥vd。农户可以选择自己生产，也可以选择购买外包服务，在某环节上自己生产的面积为sd，购买外包服务的面积为ss，ss＋sd≤s0，s0 为家庭耕地总面积。农户因为购买外包服务而节约的时间可以用于闲暇，也可以用于非农工作，为简单起见，假设单位闲暇的效用值和单位时间非农就业报酬相等，表示为 rna。由于现实中非农就业机会并不稳定，从而假设一定时间内找到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为Pna，单位时间的非农就业报酬率为 wi，则农户非农就业预期单位时间报酬或者闲暇的预期单位时间收益为 rna= Pnawi，此时 rna也就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单位时间机会成本，当 wi 一定时，单位机会成本的大小就取决于Pna。供给方则专业化提供某环节的生产性服务，短期内单位时间的工资报酬率为 wa（且 wa<wi，即非农工资率高于农业生产工资率）。
在非农就业概率确定时，如果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无任何机会成本（找到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Pna= 0），就没有任何服务外包需求；如果农户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找到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Pna= 1），则有完全的外包服务需求。而在非农就业概率不确定时，农户是否有某一环节外包服务的需求，不仅与从事该环节生产的机会成本有关，而且与供求双方的生产率相对差距有关。短期内农户非农就业工资率与农业工资率固定，要想保证购买外包服务的净收益为正，则如果非农就业机会越低，就要求供求双方生产率相对差距必须越大，反之也成立。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待检验假说：农户从事环节生产的机会成本越高，则购买外包服务的概率越大；农户与服务供给方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则购买外包服务的概率越大。
三、实证设计及结果分析
（一） 关键变量以及主要控制变量描述性分析
从就业机会看，劳动者和决策者并无显著差别，但决策者工资率的绝对水平要高于劳动者的工资率。从年龄段来看，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工资率水平较高的年龄段分布在30 ~ 50岁之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就业报酬逐渐下降。
本文对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不同环节上农户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供给方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不同环节生产外包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往往外包水平较高的环节，外包服务供求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存在显著差异。
（二）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所有模型均在镇层面进行聚类稳健回归。首先考察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指标1非农就业预期报酬在三大粮食作物的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也就是说非农就业预期报酬越高，粮食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越高。
为了解释不同环节外包水平不同的现实，进一步考察不同环节农户与专业化供给方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对环节外包的作用。由前文描述性分析可知，农户与专业化服务供给方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各环节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且相对差距大小与环节外包水平高度相关。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变量的作用方向与预期相符，且主要控制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决策者的个人特征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对环节外包概率的作用机制不同。另外决策者的年龄越大，环节外包的概率越低，也以相同的机制进一步验证这种假说的可能性。地块层面上，土地越细碎，外包的概率越低，这与外包的成本相关，土地细碎难以获取规模经济，从而购买外包服务的价格上涨，对于农户而言，外包的成本增加。同理，基础设施建设（以能否灌溉为例）越完善，外包成本可能越低，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大。
四、总结与讨论
农户是否购买环节外包服务是在非农就业机会、家庭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收入等约束下，充分权衡环节外包的成本收益之后做出的理性决策。当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预期非农报酬增加以及从事农业生产对健康福利造成损失等带来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时，农户在各个环节上购买外包服务的概率也会增加。农户与专业化服务供给方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是构成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成本收益的另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也会增加。而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一定时，不同环节上农户与专业化供给方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不同又决定了不同环节外包水平不同。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有效补充了当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研究，但在以下两个方面仍然值得改进。第一，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是农户购买外包服务行为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而本文仅选择了非农就业与健康状况两大指标作为机会成本的代理变量，实际上构成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因素很多。第二，理论上不同环节对劳动力体能要求不同，因而从健康福利的角度来看，不同环节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同应该也是不同环节外包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于难以将劳动者的健康指标分解到不同环节而只能从整体环节上验证机会成本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无法从实证上加以检验。